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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成长的尊严—蒋寅

　

从网上搜集与蒋寅先生相关文字，方便大家阅读，版权归蒋寅先生和原作者所有。
若不同意在此刊出，请留言，立即删除。

文章

双面日本人

双面日本人
The Japanese With Double Faces

编辑留言
    本文作者，是日本某大学客座教授，前不久与本编辑通电话时说了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话，于是我约他撰文深入谈下去。
    这段话我记录如下："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日本人可以说是‘知耻之民'，但‘知耻之民'也有不知耻的一面，显示了日本人的两面性。
    "其实，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日本人的两面性，由于反差太强烈而给人特别深的印象。大到国际关系、民族感情，小到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细小习惯，日本人处处显出他们性格中顽强的两面性。"

谁强就崇拜谁
    日本人性格中，突出地显示出自强和自抑这截然对立的两面。
    以对美国的态度为例。按理说，为那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应该恨死山姆大叔。但我的感觉恰好相反，日本人非但不恨美国，还对美国心悦诚服地加以崇拜。毫无疑问，日本人是有服善精神的，谁强就崇拜谁，不仅崇拜强者，而且善于学习强者。正是这种精神，始终激励日本人自强，在战后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建设起一个国力强盛的日本。不过，话又说回来，自强和自抑也有另一面，那就是自大和自卑。现在的日本人，虽然比欧洲人更富有，但内心深处对欧美却怀有很深的自卑感。岛国环境造成的生活质量（比如居住条件等）的差距，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深的，乃是文化传统甚至人种上的自卑。这种自卑由来很久，最近也可以上溯到二战前的"脱亚入欧"论。
    １９９３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时，就对日本人的欧洲崇拜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们一行五人组成学术代表团，赴东京参加一个有关青年问题的讨论会。来自上海社科院的人口学者小张曾在荷兰留学，会议组织者在引领我们参观有关单位时，每次介绍时都不忘强调小张是在荷兰留学的，神色甚为钦佩。荷兰是第一个占领日本，打开日本国门的欧洲国家，对日本近代的开化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研究荷兰的学问--荷兰学，也因此在日本的学术中占有特殊位置。明白这一点，荷兰留学生的特殊荣耀就不难理解了。

公然歧视有色人种
    日本人的两面性，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有很惹眼的表现。在中小学里，黑人和亚裔的孩子常会受欺负，而这种情况发生在白人孩子身上则较少。儿童的这种歧视行为，当然是来自成人的影响。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待有色人种，同样也有歧视的态度。在北京，当一位黑人青年携中国女友上公共汽车时，你能感受到周围乘客不屑的目光。但中国人的歧视绝不敢像日本人那样明目张胆地表露。
    一次，一家日本电视台搞了一个"外国人目睹之怪现象"节目。当一位黑人父亲提出孩子在学校受欺侮的问题时，一个日本电影编导兼笑星嘉宾竟然说："作为家长，你应该先告诉孩子，他是黑人，到学校可能会受欺负，只有自强，处处胜过别人。"在场的外国人一片哗然。一个黑人学生怒不可遏，冲下席位要饱以老拳，被其他留学生抱住。现场顿时大乱。如果这不是那位嘉宾故意作噱，以制造戏剧性效果，那么，他简直就等于教黑人承认自己低人一等，天生该受欺侮。这怎么能让人容忍呢！
    在日本的中国人都说，日本人是崇尚强力的。弱肉强食，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儿。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关于主子和奴才的议论：当奴才成为主子以后，他不会平等地对待别人，而必定奴役别人。因为在他们眼中，人只有两种，一种是主子，一种是奴才。这其实也是中国人的根性，想想某年春节晚会的小品，当赵本山说出"等咱们富裕了，也让美国人来给咱洗盘子"时，台下热烈的掌声吧！

如此"无差别意识"
    日本人的两面性，在差别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众所周知，日本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无差别社会。初来日本的人，很容易感受到日本在缩小社会差别方面所作的努力。的确，在日本，不光媒体高唱建立无差别社会的口号，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规章制度也明确指向这一点。大到征收高额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小到中小学生着统一的校服，用同样的书包，无不在消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即使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也可于细微处见出日本人的无差别意识。
    比如倒茶。中国人拿起茶壶，一杯倒满再倒另一杯；而日本人是每只杯子倒一点，轮流着斟三四遍，直到杯满为止。如此斟茶，各杯一样浓淡，是谓无差别。削苹果，中国人一般是先去皮，然后一片一片削下果肉，削的人自己把核啃了；日本人则是去皮后，先从中剖成几瓣，然后一瓣一瓣削掉核的部分，这样削出的果肉质量均等。中国人到日本后，都改成这样削了，尤其是在招待日本人时。初见这样削法，我问如此岂不麻烦？他们说，这样削每块的甜度都一样。
    无差别的意识竟贯彻到如此细微之处，真让人佩服日本人的周到。
    可是，这种无差别只是体现在细小处，而且是在日本人内部。一旦涉及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公共领域，差别立刻就出现了。
    日本人的岛国根性，使他们对自己的一切，从市场、就业资源到行政参与权，都刻意保护，一概排斥外国人。根本没有"无差别"可言。在日本，凡外国人一律都被称为"外人"--中国人叫"老外"是亲切，日本人叫"外人"却真正是"见外"的。外国人即使取得了永住权，也没有选举权。他们很难在大公司和名牌大学得到重要职位。即使是国际色彩浓厚的旅游业，外国人也只能在分公司担任些初级职务，一到总公司，决没有"外人"插足的份儿。
    多年来标榜"国际化"，建设"无差别社会"的日本，只为一纸"地域振兴券"，就让外国人寒了心。１９９８年底，为刺激不景气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发给１５岁以下和６５岁以上的国民每人两万日元代金券，号称"地域振兴券"。而在日本的外国人没有，外国人似乎只有纳"地域振兴税"的份儿。

爱"邪魔"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国民性里，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不愿给人添麻烦。日语"添麻烦"叫"邪魔"，"邪魔"别人，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事。田中角荣首相当年访华时，为侵华战争向周恩来总理道歉，据说是用了"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的说法。中国人听了都很愤怒：侵入中国领土，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只是"添了麻烦"呢？后来，我看到一位在日华人的文章说："添了麻烦"的说法，在日本人不失为一种郑重道歉。因为，日本人把给人添麻烦看作是很严重的事。姑不论处在田中角荣的位置，那样表达是否合适。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不愿给人添麻烦，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日本人做工作，必尽力把自己份内的活儿做干净，决不留一点尾巴，给下道工序的人添麻烦。这是许多中国人深有体会的，也是他们和日本人合作最愉快的印象。
    然而，不愿给别人"邪魔"的日本人，也常有给人"邪魔"的时候。就不要提深更半夜呼啸掠过你窗外的"暴走族"了，就是善良之辈，也有不断麻烦你的。比如，老是有人将各种宣传品塞进你的信箱，害得你隔几天就要处理一次废纸。而处理起来就不像他塞进来那么简单了，得赶上收废纸的卡车来。车来时奏着音乐，可等你听到音乐追出去时，它已经转过几条胡同了。相对而言，广告还不是最头疼的。最要命的，是总有各色人等上门来打扰。一会儿是拉保险的，一会儿是劝订报纸的，一会儿是帮你检查房子、督促你整修的，一会儿又是为残疾儿童募捐义卖的，还有传教的、劝你入会的......
    你只要大门没锁上，他拉开门就进来了，然后站在纸障子外面叫"邪魔"。只要你不上班，每天都要被"邪魔"几次。还有讨厌的电话。国际电话公司为了竞争，常来电话劝诱你打他们公司的电话。你积极打了，他们会来电话感谢你，告诉你他们要送你一份中文报纸；如果你没积极打，他们又会来电话提醒你；你打的金额不够，就希望多使用，以便获得赠送的礼物。像我这种在家工作的人，自然就得天天应付这些"邪魔"。
    日语里，有些汉字用得真是生动。"邪魔"就是一个。那些老来"邪魔"的人，真正是邪魔呀！ 撰文／蒋 寅

xx.gif (166 字节)    责 编/立华 巨山

　


- 作者： ariosto 2005年03月8日, 星期二 00:04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蓦然回望中的日常生活
蓦然回望中的日常生活

2001年01月20日09:48:08　南方日报　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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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年代散文随笔的热潮，在世纪之交仿佛正在走向衰落。回望这一流行了将近十年的时尚，似乎除造就了几位传媒英雄和剩下几个诸如"文化散文""学术随笔"等语焉不详的概念之外，能够留下来的东西大概不会太多。这也符合这个被指认为"非经典化"时代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之关系。但近读靳大成先生主编的"学术思想生活"丛书后，却别有一番感受。这是一套平实的，书写日常生活经验的随笔作品，也是作者重新走过往日生活后，让读者有机会重新认识另外一种"历史"及作者的另一种写作的作品。它不是被制度化了的学院学者故作高深的高头讲章，也难以称为"文化散文""学术随笔"。他们只是有选择地记述了与学术生涯相关的人与事，记述了对个人成长有过影响的一些经历。这套丛书很容易让人想起爱伦坡的《人　岁月　　生活》，或者是帕斯捷尔那克的《人与事》。不同的是，这些作者记述的一些经历与一代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他们的成长历程以及对此作出的评价，都是我们所关心的。

　　丛书的作者大都是我们熟悉的学者，他们在９０年代学界各种问题的讨论中，或者是在各自专业的领域内，都发表过自己独特或尖锐的见解。因此，他们也是正领风骚的一代学人。但是，丛书中他们那另一种叙述方式和内容，使我们有可能理解是什么东西哺育或塑造了这一代学者。在以往的阅读中，这些作者或是义正辞严或是严密论证，都给人一种不苟言笑，正襟危坐或是拍案而起的郑重面孔。这一姿态当然与他们的身份有关，当然也与环境和学术制度的规约有关。在学界，如果文章写得松弛幽默一点，会被认为是"瞎胡闹"或"不正经"。文学界的"痞子文学"大概也源于这一制度认同。因此，中国学者的文字不是朝着越来越好读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越来越不好读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二三十年代学者的距离显然是越来越远了。如果究其根源，大概与我们的写作与日常生活越来越遥远有关。理论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被"生命化"，而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反而被我们忽略了。因此，当我读了这套丛书之后，上述感慨便油然而生。

　　这当然也是一套经过精心策划的丛书。靳大成先生在序言中说：这套随笔意在提供另外一种历史，即"一系列完全个人化的档案，行状，顶多相当于所谓稗史，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但尚未被编者的知识系统格式化。"大概谁也不曾想到，正是这些有趣的日常生活和记忆深刻的事件，真正地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和思想。王路先生虽然研究逻辑学已卓然有成，但他每年都要与兵团的老朋友聚会一天，用他们当年的方式进行交流的体验中，他感知了一代人的性格与历史的关系；徐友渔对"文革"的追问和反省，不能说与他在"文革"中的见闻和切身体验无关；李兆忠能跳出简单的意识形态思路而告诉我们具体的日本人性格和真实的生活细节，显然来自于他对东瀛的社会生活的观察，而不仅仅来自于东大文学部；蒋寅的优雅，高建平的从容，自然也与他们的师从或域外求学经历相关；王梓夫是作者中唯一的作家，读了"寻求活法"，也更容易理解了他小说和戏剧所述说的究竟是什么......。我还注意到，他们一旦回到往日生活，对其叙述不仅兴致盎然，有时甚至能够感到他们对得意之笔不加掩饰的快乐。那里的悲欢苦乐洋溢的是曾经有过的青春和人间冷暖的情怀。

　　因此，这又是一套有趣的随笔作品。其中的个别作品虽然没有体现主编的预期设想，与整体风格有些距离，但仍不能掩盖丛书已经具有的价值。我之所以愿意推荐这套丛书，不仅仅源于我与其中部分作者的了解和友谊，更重要的是，无论８０年代还是９０年代，我们讨论了太多的"大问题"，述说了太多的"大历史"。然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却缺少必要的反省与回望。对研究者来说，它也提供一代人的成长史和心路历程史。这套丛书开了先河，它给我们带来的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学术　思想　生活》丛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


- 作者： ariosto 2005年03月7日, 星期一 23:5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恩师 慈父
恩师 慈父—— 蒋 寅
转发自: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Sat Oct 23 11:05:21 2004)


师生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些话我自幼就知道，但真正体会其中的涵义，已是
人到中年之时。先师程千帆先生逝世近两年，学界同仁和及门弟子都有不少悼念、回忆文
章发表。一位前辈专家对我说，千帆先生是对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我想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学界所了解的千帆先生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卓有成就的
古典文学专家，杰出的诗人，但对我们学生来说，千帆先生首先是严师和慈父。

常有学术刊物的编辑对我说，你们老师对学生之好，真是少有的。这指的是千帆先生
总是热心推荐学生的论文，寄去的稿子全都经他批改，连标点欠妥处都作了改正。我读书
期间发表的《胡文英〈屈骚指掌〉述评》、《〈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三篇论文，也是先生推荐给《古典文学论丛》、《南
京大学学报》和《文学遗产》的。他说这叫扶上马送一程。先生培养每个学生，就像精心
栽培一棵树，不仅要保证他健康长大，还因材施教使他得到适宜的发展，成为有用之材。
从这个意义上说，千帆先生之培养学生，真像慈父养育子女，不但养之教之，还要替他们
考虑一个好的前程。

记得二年级时，一次闲谈中先生问我对未来去向有什么打算。我说想到北京工作，他
说北京几所大学自己都有学生，恐怕不容易进。我说我最怕教书，想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先生颔之，说那可能还容易些。不久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向当时的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先
生提起此事。1986年底，先生在湖北大学讲学，寒假中从武汉来信，全文如下：
蒋寅老弟
近得刘再复同志复信，寄上一阅，仍盼寄还。他们磋商到决定，恐还需要一段 时间。
等我三月中返校后，再和他进一步联系。此事，暂不必告知许多人，因尚无十分把握。

诗笔挺拔，惘惘不甘，便是诗情。古之嫠妇有不恤其纬而忧宗国者矣。要当慎之耳。

论文要注意整体结构，要精实不要冗长，一上来就要有个总的打算，切忌想到 哪里写
到哪里。祝
春节好！

千帆 一月二十日

后来先生又与刘再复所长联系，蒙古代文学室沈玉成、陆永品两位主任垂青，一年后我成
为古代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当时做论文、答辩、北上就职，好象一切都水到渠成。多年后
回看先生的信，内心充满感动。"诗笔挺拔"一段是针对我寄呈的习作《登古文峰塔》而
言，诗其实很幼稚："登临云陡暗，欲雨风满楼。未遑涤烦襟，已凛肃杀秋。高梧惊先落
，寒蝉噤不啾。栏杆空拍遍，无语古神州。"先生嘱"要当慎之"，是出于过来人的经验
，不希望学生再历自己的遭遇。

要说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和关心，同门师兄弟肯定都有自己的故事。从课题设计、论文
写作到分配工作乃至恋爱婚姻、子女教育，学生的一切都受到先生慈父般的关怀。自从我
有了孩子，先生的书翰中就多了一项内容——如何教育子女。留校师兄弟们的子女更是倍
受先生怜爱，似乎都是他的小门生。先生经常说，学业既成，师生即是朋友。但在我们心
里，先生永远是学术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慈父。无论遇到学业上还是生活中的问题，我们
都会向先生坦陈求教。惊闻先生去世的噩耗，伤悼之余，一种精神无所皈依的失落感久久
笼罩在心头。事实上，追随先生求学的几年已成为对我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在
先生离开我们之后，我更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去年六月三日，值先生周年忌日，灯下检点先生历年给我的七十余通书札，盥手展读
，不觉泪眼模糊。先生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是1980年答复我寄呈论绝句起源的习作。当时
我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先生在信中教导我，
这个问题已有学者发表过论文，《学原》第一卷四期登有孙楷第先生的研究，值得参看。
做学问必须先了解别人的研究，然后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找不到《学原》，习作
也没有再修改投稿，但先生的话从此深印在脑海。

先生最晚的信是2000年1月6日、4月27日写的两封。自1997年起，先生视力衰减，书信
均由师母代笔。及至1999年4月信来，乃是先生手书，笔致苍老。我不由得为之欣喜，庆幸
先生精力复原。此后先生的几封信都是亲笔手书，直到2000年4月27日一信，先生还兴致勃
勃地写满三页稿纸。

文虎老弟：
得书知已返京，一切安定，甚慰。短期讲学足益见闻，与夫人聚首，亦是目前必要，
但为久计，仍以能在北京定居为好，望妥善安排。知在京治学，收获甚丰，亦颇及下走，
甚愿早日见之。五月中旬此间要开《中华大典•文学典》魏晋南北朝分典、理论分典
审稿会，为期系四天（13日至15日），与学校明清会议正好衔接，只需早 来两天。不知弟
能有时间参加否？如有可能，则可借此一晤，望与所中领导一商，并告我。友人中砺锋、
伯伟在此参加，亦颇有全国、京沪学人可相见也。我身体甚 差，耳聋目瞽，亦不良于行。
幸中华大典全部已大体安排，可在2003年出齐，虽 是官书，盛世属缀。（其宋辽金元分典
想已在北京见之）我全集已得砺锋、伯伟为助编成14卷，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陆续印制中，希望今年秋天可以出齐。又有《桑榆忆往》一种，由伯伟记录，则六月中
可在上海古籍先出单行本。诸子意气风发，著述甚多，章灿将我少作编写补充，印成《程
氏文学通史》，弟或亦 可在所中见之。又与徐有富（现去韩国讲学一年）合作《校雠广义
》，已得国家图 书奖，其新印本齐鲁书社已出新版，想亦见之。我来南京二十多年，自己
所成，微 不足道，但弟等成绩斐然，为学术界所称，亦差足慰也。字迹潦草，文字不谨，
谅之谅之。盼惠复。即颂
安吉

千帆 四月二十七日

文虎是两年前先生替我取的字，先生来信每称之。在这封信中，先生谦称自己的著作不足
道而喜学生学业有成，让我很惶愧。后来才知道，他已将这个意思写入了遗嘱，及门诸君
看到，无不动容。

我收到信，深为先生的著作得以出版和获奖而高兴，同时也为他老人家起居健胜而欣
慰，更为能有机会侍先生从容论学而兴奋。三天会议期间，先生精神矍铄，侃侃而谈，闭
幕致辞一口气讲了二十多分钟，思理清晰，并一如既往地幽默风趣。看当时的合影，先生
虽略显瘦弱，但精神仍是那么健朗。谁能想到，那竟是他生命力最后的余辉呢？仅过半个
月，先生便溘然长逝了。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先生平生虽遭际多艰，但道德文章赢得了学界广泛的尊敬，他的
学术贡献相信会成为二十世纪后期古典文学研究史的重要内容。后辈会将先生作为杰出学
者来景仰，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千帆先生永远是恩师和慈父。

- 作者： ariosto 2005年03月7日, 星期一 23:4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清代诗话的整理与考述(提要)

清代诗话的整理与考述(提要)

吴宏一

　　

　　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学者，都知道诗话的重要性。尤其是清代诗话，不但名家辈出，著述宏富，而且流传甚广，当时即流传日本、韩国等地，足见其影响之大。
　　因为时代接近，诗风昌盛，清代诗话目前可以稽考的，约有七八百种。这些诗话，虽然有一些是"资闲谈"之作，内容旁采故实，形式又漫无系统，体例繁夥不一，但大体而言，仍有不少名家佳著的诗学主张，至今犹是中国文学批评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像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等说，只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例子而已。其他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以"射鹰"谐音"射英")，反对鸦片战争时英军之入侵；或如日本津阪孝绰《夜航诗话》、田能村竹田《今才调集》，对同时清诗话多所辑录仿效，则一般人或许不曾留意。因此，现存的清代诗话，需有人加以汇集整理。
　　不过，这为数不少的诗话，有的版本卷数不同(如《随园诗话》)，有的文字或有歧异(如《谈龙录》)，有的作者不详(如《绿天香雪移诗话》)，有的有其特殊的写作动机(如上述《射鹰楼诗话》)，如果不明白，那么在引用讨论时，稍不小心，即有误引误用资料的可铭。而且，如果不明白这些诗话的先后次序，就无法界定哪些说法是谁创始的，哪些见解是谁影响了谁。凡此种种，也就不能不注意到著成年代的问题。可惜的是，以上所说的种种问题，还有很多地方尚待学者作进一步的考索与探究。
　　1
　　如上所述，这些清代诗话因为有些是"资闲谈"之作，难免内容旁采故实，形式上又漫无系统，所以历来从事文学批评者，往往就性之所近，或翻检之便，撮引撷取其中若干条以为引证之用，很少作全面性深入的研究。最先整理刊行《清诗话》的是丁福保，最早从事比较全面性研究的是郭绍虞。郭绍虞继丁氏之后，辑录了《清诗话续编》，对若干清代诗学大家名著也作了一些专题的评述工作，甚至在弥留时，还写《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见《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号)，对清代诗话给予高度的评价。可惜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所以他所能搜集的资料和所探究的问题，就今日看来，固有开创之功，却难免疏失。其他晚近以来的中外学者，如钱钟书《谈艺录》、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日本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等等前辈时贤的研究论著，虽然所论涉及清代诗话者，各有其成就，但可惜多止于论一家一派或若干名家而已，皆非全面性的研究。
　　继郭绍虞之后，较为全面整理清代诗话文献的，是郑静若的《清代诗话叙录》，可惜所收者仅为常见的五十七种，用力不多，参考价值不大。其次则为笔者的《清代诗学研究》(1973年台大博士论文，后来1977年交牧童出版社出版时，易名为《清代诗学初探》，1986年学生书局再版时亦然)。书中讨论的重心有二：一是归纳出清代诗学各流派的理论系统及评论原理，一是说明其论诗主张的影响及其得失。所据资料有"诗话"、"笔记"、"诗选"、"批注"及诗文别集中有关诗学的"序跋题记论辨书翰"等五大类，而以"诗话"类为主。并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资料，编成《清代诗话知见录》，做为书后附录。所收清代诗话共三百四十六种。其中诗话的排列顺序，大致依照作者生卒年代的先后，同时也考辨了各种诗话的著成年代和版本流传的情况。此事看似简单，其实极为不易。特别是当时台湾图书资讯还不发达，与大陆关系陷于对立，学术研究还不能互相交流。
　　二十年来，从事清代诗学研究者，不乏其人，从事某一清代诗话专题研究者，亦不胜枚举。不过，他们所探讨的对象，仍然多止于一人一书一派一体而已，并非全面性的检讨。深入、专门或许有余，涵盖层面则明显不足。其中像杜松柏《清诗话访佚初编》之继续汇辑相关文献，像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之分论诸名家诗话，都可以看出他们的努力与用心。但不必讳言，其成就仍极有限。因为清代诗话新资料不断的出现，而一般人所注意的，却仍然是众所周知的那些大家名著而已。
　　奇怪的是，同样在1995年，三种迄为止比较齐全的清代诗话目录出现了。一种是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卷四的《清代诗话考略》，收录清代诗话凡七百八十几种；一种是蒋寅发表在《中国诗学》第四辑的《清代诗学著作简目(附民国)》，收录者共七百七十多种；另外一种是张寅彭发表在《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的《清代诗学书目辑考》，所收清代诗话亦在七百之数。
　　这三种清代诗话目录，比起以前的学者所搜集的都要齐全，以前(包括笔者)以为已经亡佚的清代诗话，竟然可以在他们的目录中找到，而且有些书还注明版本馆藏地点，可谓颇便读者寻检。固然这是由于时代环境的改变，两岸关系已趋于和缓，学术资料已经可以互通有无，同时他们生在大陆，可以得就地之便，但他们的努力，无论如何，是不容抹杀的。
　　但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蒋寅和张寅彭二人所收书目较为相近，而他们和蔡镇楚之间则似乎不相通讯，也互不称引对方，同时也都各自存在一些缺点。例如蔡镇楚所收录的清代诗话，信手编次，漫无系统，予人杂乱之感，甚至疏于考辨，误将一书分为两种《像徐增的《而庵诗话》与《而庵说唐诗》的论诗之语)。蒋寅所编简目，虽将所有书目依照首字笔画顺序排列，较便检索，但诗话及其作者孰先孰后，谁的论诗主张可能影响了谁，则全无线索，读者无从据以论断，对研究者而言，其参考价值大为降低。张寅彭的书目辑考，"略按作者生卒年或成书前后排列"，在汇辑方面，比较具有渗考价值，但其考订则令人担心。举例来说，张寅彭和蒋寅一样，都曾参考过笔者的《清代诗话知见录》，如上文所述，这是笔者1973年博士论文的附录，1977年正式出版后，广为学者所引用。台太中文系有一位毕业生宋隆发，1982年12月为台湾学生书局《书目季刊》辑录《中国历代诗话总目汇编》时，清代诗话部分几乎悉依笔者的辑录，连笔者的按语考证都一字不漏全部照抄。不过，宋隆发在"编辑说明"中是有交代的，他参考的是1977年台北牧童出版社笔者的《清代诗学初探》一书。这份"编辑说明"见于《书目季刊》第十六卷第三期，因为该文颇长，分为两期刊载，关于清代诗话的部分，另刊于第十六卷第四期。不知道是否此一原因，张寅彭才会在他的《清代诗学书目辑考》前言中说，他的辑考"承教于师友辈之处亦复不少"，如郭绍虞先生《清诗话前言》之版本考索，和宋隆发的《中国历代诗话总目汇编·清朝》，还特别加一注明，说笔者的"知见录"，与宋隆发所编辑者"同，似出一手"。宋隆发明明说他只是"汇编"，还交代了参考了我的著作，不知道张寅彭为什么有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因此，他们的目录是比以前齐全了，但在资料的考索上，仍然有待作进一步的整理。也因此今日研究清代诗学，必须先重新整理清代诗话资料，考其版本，辨其同异，知其作者略历，明其写作动机，定其著成年代，述其内容大要。有了这些基础，研究相关课题才能够本末条贯，源委分明。对将来研究清代诗学乃至中国文学批评者，也才能够提供坚实可靠的依据。
　　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一个"清代诗话考述"的研究小组，获得了香港教资局的两年研究计划补助，目前正在执行中。
　　在我们的构想里，每一种清代诗话的考述，都应该包括四项内容：一、版本馆藏；二、作者小传；三、成书年代及写作动机；四、诗话内容提要。目前已经完成清代诗话近千种版本馆藏的调查工作，接着要进行的是每一种诗话的实际考述撰写，兹将笔者所撰写的《谈龙录考述}一稿，附录于下，敬请指教，并欢迎海内外各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
　　附  谈龙录考述("清代诗话考述"撰稿一例)
　　版本馆藏
　　详见附录一《清代诗话一览表》。
　　按：《谈龙录》传世版本，据郭绍虞《清诗话·前言》所列，已有十余种之多，足见传布之广。其中以《适园丛书}本、《花薰阁诗述》本两种，与其他各本出入较大。如以《清诗话》(据因园本)为底本，则全文可分三十七则，《花薰阁诗述》本，分第十六则"阮翁酷不喜少陵"以下另为一则，又合第二十五、二十六两则为一则，故仍为三十七则。《适园丛书》本则讹字颇多，甚至窜改原文(如第三十一则)，最宜读者注意。
　　作者小传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康熙十七年(1678)，娶同里孙宝仍次女为妻，岳母即王士祯从妹。次年，入京师，中进士，不数年，宫至右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虽得见妻舅王士祯，而不肯执弟子之礼。盖王士祯论诗，标举神韵，系以严羽《沧浪诗话》为宗，而赵执信心仪冯班，力陈严羽之非，加以曾往请问古诗别有律调之说，而王士祯靳不肯授，因此论诗宗尚遂有异同。康熙廿八年(1689)，因佟皇后去世，国丧期间观演《长生殿》而遭罢官革职。退居因园以后，与王士祯日见疏远。康熙三十五年(1696)起，屡客吴门，与吴乔、阎若璩、顾以安等人交往，于王士祯诗偶有讥评。或构诸王氏，遂生嫌隙。其后诟厉益甚，互攻其短，寝至仇隙终身，而后学者力作左右袒，争论遂亦无巳时。《谈龙录》即其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攻击王士祯之作。另著有《声调谱》、《饴山堂文集》、《因园诗集》等书。
　　成书年代及写作动机
　　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赵执信四十八岁。请参阅《谈龙录·自序》及《谈龙录》第一则(附影本)。
　　内容提要
　　一卷，三十七则。内容重点约有二端：一则抨击王士祯，一则提出论诗主张。
　　就前者言，攻击王氏之诗作、诗论，并及其为人，语气往往过于讥诮，如第二则云："阮翁律调，盖有所爱之，而终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不肯尽也"，第十三则云："阮翁素狭"。此皆言其为人，颇有可议。如第九则论王氏《南海集》中诗篇，多言过其实之作，因为王氏当时乃祭告南海之钦差大臣，而诗中所写，竟似谪臣逐客，所谓"诗中无人者"。此言其诗作，虽"言语妙天下"，却无真情。如第十九则云："观其(司空图)所著二十四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严氏之言，宁堪并举厂此系对王士祯最喜严羽借禅喻诗之说，加以针砭。
　　就后者言，赵执信之论诗观点，盖深受冯班、吴乔等人影响。第五则称冯班论诗，推尊诗教，务裨风化，此亦即赵氏立论之依据。第七则称引吴乔"诗中须有人在"、第十六则称引"东坡论少陵诗外尚有事在"、第二十一则称引周昴"文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等等，皆可看出其宗尚所在。而每一观点，又无不与抨击王士祯有关。
　　附参考资料：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重刻赵秋谷先生谈龙录并声调谱序》。
　　赵蔚芝、刘聿鑫《谈龙录注释》，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李森文《赵执信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
　　吴宏一《赵执信谈龙录研究》，1991年3月。后收入《清代文学批评论集》一书。

- 作者： ariosto 2005年02月3日, 星期四 13:5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一）

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一）
吴承学/曹虹/蒋寅


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一）
吴承学/曹虹/蒋寅

 


     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两位好！拜信息时代高技术之赐，我们得以千里咫尺，在网络上作（视）窗北之谈。两位很早就用功于明清诗文研究，发表过不少论著，我是近年才开始涉猎清代诗学。受《文学遗产》主编之嘱，想请两位就明清诗文研究谈些看法。

    我的感觉，明清诗文研究在本世纪是呈马鞍形发展的。民国初因近接同光遗老声嗽，研究清代诗文尚不乏其人，比如汪辟疆的著作和曾克ｄｕāｎ端《论同光体》等，钱钟书《谈艺录》对清诗情有独钟，也与家学渊源有关。但随着鲁迅倡言"好诗被唐人做尽"，闻一多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上也就完了"，学术界便对明清诗文日渐冷淡，以致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将狭义诗歌的历史截止于唐末，并断言"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而删去"。两位前辈当时不过三十多岁，读书未广，上面的结论有点武断，所以汪辟疆在《编述中国诗歌史的重要问题》里对这种诗史观作了批评。批评归批评，情形并没有转变，建国以来明清诗文的研究与戏曲小说相比远为冷落，直到八十年代以来情况才稍有好转，不知两位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当时有些作家只承认"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有血缘关系，对清代诗文则予以批判，比如对桐城派直斥为"桐城谬种"。这是因为倡导白话文而以桐城派作为古文的代表来抨击的，并不是学术层面的结论，但却对以后的学术研究起了想不到的导向作用。近二十年明清诗文研究取得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意识地走出"五四"。比如早在1985年的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上，王气中就认为"五四"对桐城派的评价大部分是不正确的。钱仲联则提出对此应该"大胆地来个否定之否定"。

    曹虹（南京大学中文系）：
    "五四"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是以诗文为正宗，"五四"时期引入的西方观念是以戏曲、小说为正宗。应该说，新文学的推进者们有他们"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归（有光）方（苞）"的权利。文学观念的更新也为俗文学研究打开了新天地。问题是明清诗文研究遭受的损失比较大，尤其是过去士大夫所擅长的古文、骈文等雅文学的重要形式退却到了学术视野的边缘。

    蒋寅：
    "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学之争，曾激发清理文学传统的热情。正像刘大白在《中诗外形声律说》自序说的，"不论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论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尽是些碎铜烂铁，一钱不值的，不论是想采运了洋古董来抵制国货的，似乎都得先把这些古董查明一下"，否则"新旧交哄，未免有点近乎瞎闹"。闻一多自述整理国故的动机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曹虹：
    三十年代前后出版的成果，可贵之处是有独立的追求。所以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工作仍有参考价值。黄山书社的《安徽古籍丛书》中，有刘声木1929年刊行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不仅详示传授流别，而且对千余位作家，都尽量摘引同时及后世的重要评论，并注明出处，兼具"学案"、"目录"、"索引"的作用。尽管有将桐城派的影响过于广泛化之嫌，但由于资料采集、运用的丰富谨严，仍是研究桐城派乃至明清古文的重要参考。

    吴承学：
    1934年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了宋佩韦的《明文学史》和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影响颇大。钱基博对明代诗文的评价相当高，把它和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认为是汉魏、盛唐文学的振兴。而且对于明代何、李的复古，也有较高的评价。另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其实就是对于明清诗文的研究。清代文学共有二讲，分别讨论八股文和桐城派。

    蒋寅：
    以新文学家而讲八股文，倒是很耐人寻味。

    吴承学：
    本世纪在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形成研究八股文的热点。卢前在1937年曾出版《八股文小史》。宋佩韦《明文学史》和钱基博《明代文学》都很重视八股文，列专章加以研究。宋佩韦非常强调八股文对于明代文人思想与创作的不良影响，而钱基博对八股的态度则比较平和，对八股文的艺术性也比较关注，而且注意到八股不仅是代圣贤立言，有些八股文中已反映出强烈的反民族压迫精神。另外，像周作人等文化人也写了一些有关八股文研究的文章。周作人很强调从汉语的语言特点来研究八股文，也比较重视八股文的艺术性。

    曹虹：
    在那个旧学培养与新知激荡都比较充分的时期，学问的风格也很多样化，学者有条件自出手眼。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出版于1934年，它对归有光《史记评点》为""评点学"最上乘"的分析，教人感到什么叫内行见解。舒芜在该书重印前言中说，自己这一辈要有些成就，非比父辈多付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不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不能不承认的"。当我们接触五六十年代某些出版物时，已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限制"的意味。

    蒋寅：
    建国后受当时主流观念的影响，许多问题都不能谈了。六十年代出版的邓之诚的遗著《清诗纪事初编》，似乎是这个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它启发了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还有张舜徽的《清代文集别录》，也是六十年代编成的，但与邓书一样，都是多年积累的成果，它后来启发了袁行云的《清集叙录》，虽然一主学术，一主创作，着眼点有所不同。做这种工作，在学术上是要有点牺牲精神的，不光要苦读博览，而且须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寂寞。我对这样的学者总是充满敬意。

    曹虹：
    这一时期出了一些颇便利用的资料选编或旧籍点校，如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文论选》，按时代和流派选录了嘉道以下作家论文学的诗文，如果要考察桐城派的流衍、"文笔论"的由来等问题，可获基本线索。刘大櫆的《论文偶记》、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林纾的《春觉斋论文》也合为一册点校出版。当然，选文与点校者的前言后记中的说明文字，如对曾国藩的定性，仍可见时代的限制。

    吴承学：
    清代诗文研究到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复苏，它也可以说是近二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最有开拓性的领域之一。1980年《文学遗产》刚复刊，郭绍虞就建议"赶快组织力量编辑全清诗、全清文、全清词、全清曲等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献"。苏州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明清诗文研究室，并编辑出版"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苏州大学合办的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在苏州举行。当时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清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意见认为清代不是诗的时代，它不可能与唐宋抗衡，也不可与同时代的小说、戏曲相提并论。而多数代表的意见则认为，就数量而言，清诗作家的众多和作品的丰富远远超过唐宋，也有不少超过前代的新成就。清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清诗注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清代诗歌流派之多，诗学研究之深，都非前代可以比拟。许多名家、大家的优秀作品，较之前人不仅毫无愧色，而且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超越。结论是应当还清诗以中国古典诗歌终结阶段的较高历史地位。八十年代以来的清诗研究，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点上开展起来的。后来，《文学遗产》在1984年第2期辟"清诗讨论专辑"，所刊论文就是苏州会议的成果，这次专辑影响也相当大，和会议都可以说是新时期清诗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蒋寅：
    钱仲联和他主持的明清诗文研究室，培养出一批清诗研究者，也贡献了新时期第一批清诗和诗学研究成果，包括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等。他自己的《梦苕庵诗话》、《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梦苕庵专著二种》更是研究清代诗文必读的参考书。

    曹虹：
    他主编的《清诗纪事》采录五千余家诗人，奠定了这个研究领域的文献基础，是功德无量的工作，不仅资料丰赡详备，使唐、宋以下历代诗纪事的配套工程得以完成，而且在编纂上也是后出转精。随着这样的标志性成果的问世，以钱先生为首的清诗研究队伍也愈益引人注目。在这方面，可以和苏州大学媲美的是复旦大学章培恒领导的古籍所，它也同样培养出一批青年学者，对明代诗文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全明诗》、《全明文》这两个大工程，意义重大。章先生的《洪ｓｈēｎｇ昇年谱》是新时期第一部古代作家年谱的力作，后来他又主编《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已出版多种，相当可观。

    吴承学：
    目前不少有关明代诗文的研究成果，就是出自章先生的高足之手。章先生主编的《全明诗》目前才出版三册，而出齐的话，据说要二百册左右，任务相当艰巨，但造福学界之功甚伟。章先生和课题组成员的工作绝不仅是"板凳十年冷"，而需要数十年几代学人的努力。在学术界弥漫急功近利风气之时，他们的执著和牺牲精神颇有悲壮之感，值得敬佩。

    蒋寅：
    选择明清诗文作为研究课题，就意味着要准备打持久战。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投身于这一学术领域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多，相比老一辈学者来，青年学者的确是更重视明清诗文研究了。

    吴承学：
    考察一下新时期以来学位论文的选题，对于学术史研究也许是一个别致的角度。这些选题既有老一辈学者的引导，也有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追求，比较能反映学术新动向和学科前沿问题。我国首批文科博士人数极少，其中研究明清诗文的就有马美信《晚明文学初探》、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的艺术特色》、赵永纪《清初诗歌研究》。近年，明清诗文研究的许多重要成果都出于八十年代以后培养的博士、硕士之手。比如在明清诗文的通史方面，几位博士的专著，朱则杰的《清诗史》、霍有明的《清代诗歌发展史》、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都是各有开拓性的，而共同的优点是注重理论的深度、系统性和结构的完整性，使我们对于明清诗文的主要作家、流派总体上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流派研究方面，已出版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吴兆路的《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阶段史和地区文学史，则有陈建华的《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文学与社会生活》、饶龙隼的《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郑利华的《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东方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日晷文库"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是近年古代文学博士论文丛书，共12本，其中就有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三种研究明清诗文。这一现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曹虹：
    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诗文研究，总体上虽比不上六朝唐宋兴旺，但也还是有自己的热点问题的。我翻阅了一下报刊目录索引，总体印象是明代的诗文，热点是晚明，主要是公安派及晚明小品、明清之际的诗文；清诗方面，热点集中在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及神韵派，袁枚、赵翼及性灵派。清文方面，桐城派是学者关注比较多的。

    蒋寅：
    这的确是明清诗文中成就比较高的部分。晚明文学研究自近代以来就有一个传统。因为晚明是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明朝和清朝的矛盾，农民起义和上述两方的矛盾，烈士和阉竖奸臣所谓清浊流的矛盾，遗民和贰臣的矛盾......沧桑巨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那个时代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和心理状态最复杂的时期，读书人的命运和选择也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艰难和沉重。所以当文化人面临改朝换代或异族入侵的情境时，很自然地就会对晚明历史和文学产生共鸣，在晚明的历史语境中寻求寄托。从柳亚子到谢国桢的晚明研究，意识深处是不是都有这种情结呢？我在瞎想。至于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古典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更是今天研究近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应该追溯的起点。无论从哪方面看，明清之交都是个极有魅力的历史时期，当时的诗文创作也许是明清两代成就最高的时期，我心目中的清代十大诗人中的五个，陈乃乾《清名家词》百家中的三十三家，四大古典名剧中的两部，著名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虞初新志》，最杰出的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张竹坡，最杰出的诗论家王士禛、叶燮，都属于这个时期。还有小品文、民歌散曲。

    吴承学：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比较关注起明清文学来，如赵园出版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陈平原也写过八股文、小品文研究的论文。周作人曾把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后的新文学运动比较，认为"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近年张福贵、刘中树的《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则进一步阐明两次运动的联系与差异。朱德发的《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把晚明看成是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发端。这些研究对单纯在古代文学史范围内研究明清文学是个超越，它把明清文学看成是迄今为止的文学史中的一环，而且是尚在发生作用的文学史现象，这就为明清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参与，对明清诗文研究是一大促进。

    蒋寅：
    文学传统是生生不息，代代承传的，今人的血管里流着古人的血，现代文学里也带着古代文学的基因。林语堂、周作人的创作与晚明文学的血缘关系，就是十分明显的。

    吴承学：
    不少现代作家认为，"五四"的散文创作与晚明小品有血缘关系。如周作人就认为现代的散文小品，肇始于明代公安、竟陵两派。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曾有一股晚明小品热潮，林语堂等在《论语》、《人间世》上极力推崇袁中郎等人的小品，郁达夫、阿英、施蛰存、刘大杰等作家群起响应，又出版了不少晚明小品文集，引起一场包括鲁迅参与的关于晚明小品与小品文的论争。但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争论也不是心平气和的纯学术讨论。

    曹虹：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小品"热"了不止一回，每一回都与特定时代的文化流向不无关系。吴承学在《晚明文学研究》中指出九十年代新一轮"小品热"的原因，在于原先束缚人们思想和审美观念的意识形态渐渐淡化，盲目追求文学上的崇高的时尚也随之改变，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世俗化和闲适化的文学又受到人们的喜爱。这对于我们考察古代文学的现代命运是有启发的。

    吴承学：
    桐城派无疑是明清散文研究中的又一个焦点。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代表，百年来评价差异很大，也可能是明清诗文研究中争议最为纷纭的地带。《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周中明《关于桐城派及近百年来对它的评论》对此有比较全面的概述，他把本世纪对桐城派的评价分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及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来四个时期，桐城派研究的学术史非常典型地反映出百年来学术研究的曲折走向。

    曹虹：
    关于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六十年代初钱仲联、段熙仲等学者的辩论，已有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的趋向。但无论断定桐城派是以时文为古文，还是主张将时文的影响限定在只是沾上一些气息，古文自是古文，那时的学界似乎都仍默认一种绝对的价值预设，即时文毕竟是不美之文。如果在评价尺度的把握上能更宽容一些，会有利于在科举与文学的联系上更实在地切入问题。应该说八十年代以来这个时机越来越成熟了。我注意到，八股文自九十年代以来又一次成为明清诗文研究的热点，但大多是着眼于科举制度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八股文本身只是粗略提到，像卢前《八股文小史》那样的系统研究还很少。

    吴承学：
    近年的八股文研究，真正有水平的不多。较有影响的专著有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合著的《说八股》，是三位先生学术随笔的合集。他们对八股体会较深，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有些地方则属借题发挥。邓云乡先生《清代八股文》一书则更为严谨全面些。近年还有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田启霖编注的八股文选集《八股文观止》，可惜断句与注解错误不少。值得注意的倒是从文体学角度研究八股与其它文体的关系。钱钟书《谈艺录》曾论及八股文与戏曲的关系，近年《文学遗产》也发表过黄强关于八股文与明清戏曲和蒋寅关于八股文法与诗学关系的论文，都是饶有趣味的探索。但这种研究还是太少了。问题是难度相当大，比如八股与古文的关系，有人以古文来提高八股的品格，而有人作古文却受八股影响，这些都需要有大量实证性的例子加以说明。如果不是对古文和八股文法都有深切的体会，就只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了。

    曹虹：
    八股对其它文体创作的渗透情形，可能值得谈出来的都不是表面的。不少作家的学文经历是先学了十余年的时文，然后学古文，成了古文家之后对时文的修养似乎抛而不弃，有成就的作家在弃取之际还能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不容易作风格上的辨析。

    吴承学：
    八股文研究困难确实比较大。它有一定形式规范，但又不像诗词曲的形式那么好掌握，形式本身比较复杂，而且又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现在对于八股文的研究比较虚，多数只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外部的研究，没能深入八股文的文体体制，对八股文的形态结构与技法不甚了了，只是根据前人的一些说法来演绎。近年我从事古代文体史的研究，也花点时间读些八股文，但至今仍觉得雾里看花。参考现有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你不懂处，他偏偏也付之阙如。

    曹虹：
    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我想什么样的研究都会是有意义的，只要能积累成果。就说外部研究吧，先清理一下八股和传统文学各部门的关系不也很有必要么？比如八股评点与明清文学批评的关系，就是个重要问题。

    蒋寅：
    评点原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现在大家写文章都喜欢引用古人的评语，却很少想到研究一下古人的评点。日本学者高津孝曾发表《评点考》，从文献学入手研究评点的起源，很有意义。我记得承学也写过评点方式的起源和南宋的文学评点的论文，真乃空谷足音。不知道海外对八股文的研究情况如何？

    吴承学：
    海外对八股文的研究也颇有成果。台湾有曾伯华著《八股文研究》一书，曾永义先生指导的博士郑邦镇以《明代前期八股文形构研究》为博士论文，写得非常细致，对于八股文的句式、结构的渊源流变都作了相当实在的研究。他的同学梅家玲《论八股文的渊源》一文认为八股文起源于唐宋古文，观点非常新颖，值得注意。香港则有邝健行发表过一些关于八股文研究的论文。据一些材料介绍，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些成果。

    蒋寅：
    诗歌创作相对来说是明清诗文研究中的重心所在。清诗史迄今已出版了四部，似乎是后出转精吧？但像王英志做明清绝句、性灵派、随园女弟子、山水诗那样的专题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如果能有一批学者坚持做出不同专题的系列研究，明清诗文研究很快会有明显进步。

    曹虹：
    在明清诗文的范围内所作的断代分体研究，确实以清诗史的成果相对集中。最近出版的严迪昌《清诗史》在史的叙述框架上更具包容性，已不满足于主线脉络的呈现。清诗的历史地位已得到越来越肯定的论证。这说明沿袭已久的印象是可以改变的。再以辞赋为例，有人说赋盛于汉，有人说赋盛于唐，总之到明清似乎是强弩之末了，向来都有点漠视。但近刊郭维森、许结合著的《中国辞赋史》，通过辛勤梳理，对明清辞赋的独到之处抉发尤多，这就使研究状况大为改观。

    蒋寅：
    明清两代是文学批评有长足进步的时期，学术界对明清诗文批评也给予了重视，但投入很不平衡。诗话研究者比较多，文话却很少有人涉及。清代诗文评著作尤其多，经张寅彭和我考查，清诗话传世书有八百多种，文集中也有大量单篇论文，其中大部分无人提及，这就很难保证批评史研究达到较高水平。顺便说一句，我不太同意那种认为批评史研究已很充分，古代文论研究应将注意力集中到理论阐释上去的主张，明清两代文论和批评的研究在我看来还刚开始起步，大量的问题有待探讨。最明显的就是诗格、诗法一类著作。我们常听人说，中国诗文评都是零星的印象式的批评，但却没人注意，那么多诗格、诗法都是内容完整、条理清楚的系统著作。自古以来这类著作就被视为蒙学读物，不受重视，稍微有见识的诗论家都不屑于作它。但正是这些出自三家村老夫子之手的启蒙读物，逐渐完成了古典诗学体系的整理和建构。这一点还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最近《二十四诗品》真伪讨论引发的对元明诗法、诗格书的清点，已带来不少收获，诗学史的许多问题将被重新认识。

    曹虹：
    文话在数量上不如诗话那么多，但文章选本和文话的流行，常能鲜明地反映某个时期或某个区域群体的文学风气，选本与文话的研究价值是无疑的。明清诗话已有了较好的全编或选编本问世，蒋寅的《清诗话佚书考》也很有意义。有关文话的调查整理，学术界似乎重视不够，这对散文史的研究是一大缺憾。目前似乎只有王水照积累了较多的资料，希望它们能够早日问世。赋话的整理也起步较晚，何沛雄编著《赋话六种》，选收清人赋话四种。有注释者也仅《雨村赋话》、《赋概》数种而已。听说赋话全编的工作已在进行之中。如果这些文献能够尽快出版，相信对明清散文、辞赋的研究会有很大促动。

    吴承学：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将明清诗文与思想学术结合起来研究。马积高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他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都是比较系统的研究。另外像孙之梅的《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也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钱氏政治、宗教、学术和文学等各方面问题的。有关著作还有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另外，文人心态与创作的关系也开始有人研究，如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等，论文则有夏咸湻的《晚明文士与市民阶层》等。

    曹虹：
    关于清代思想意识的特质，近数十年来史学界有卓著的研究成果，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讨论儒教与近世商人伦理的问题时，用到清人所撰墓志铭等材料，说明在清人的思想意识中儒学传统有了新动向。如果我们考察古文家们的创作，像墓志铭这样的体类在明清人手中出现了什么新内容，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得到启迪。对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的学派的研究，往往也能促动文学流派的研究。六十年代初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以及近年介绍到中国来的美国学者艾尔曼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可为代表。举例来说，古文家惲敬的《三代因革论》，王先谦选入《续古文辞类纂》，赞曰："融通古今，通达治体，方能为此大文。"评价虽高，却使人觉得空洞；而艾尔曼进一步指出作者既具古文家的道德热忱，又有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学术精神，这样的分析就使原作的好处得到落实。

    吴承学：
    但研究明清诗文和思想史、文化史的关系，要防止堕入另一个窠臼。最近，不少学者着重从大文化背景来观照，从思想、科举等多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揭示明清士人的心态。这当然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同时还应该加强文本研究，加强文学内部的研究。以前仅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研究文学，固然是外部研究；目前这种文化研究，对文学来说也同样是一种外部研究。文学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到文学本体上来，应避免文化研究的风气形成一种新的格套，成为"赋得文化"式的研究。

    蒋寅：
    以上我们大致回顾了国内的情况，那么海外明清诗文研究的情况怎么样呢？我觉得在明清诗文方面，学术界对海外成果的介绍远不如六朝唐宋，ArthurWaley（1890-1966）的Yuanmei：EighteenthcenturyChinesepoet日本1992年就由汇文堂书店出版了松本幸男的日译本，而中译本却没有，甚至知道这本书的人也很少。

    吴承学
    我们对台港地区与国外明清诗文的研究的确了解得很少。台湾中山大学每年举办清代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其中不少是清代的诗文研究成果。他们还编辑《清代学术研究通讯》，对了解台湾地区清代学术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此书中《台湾地区清代文学研究博硕士论文提要》部分，更有参考价值。海外这方面的成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工具书的编纂。比如明代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山根幸夫的《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皇明文海索引稿》、《皇明文海撰文者名索引》、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这些工具书都为研究明代诗文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曹虹：
    建立一门学科，总是要花大力气做基本文献整理工作的。唐代文学研究能在二十年内迅速取得显著成绩，与文献整理的丰厚成果分不开。日本学者做研究都是从专题文献目录、索引做起，许多大学者都编过索引，平冈武夫编的一套唐代文献索引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清代则有西村元照编《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松村昂编《清诗总集一三一种解题》，都很有用。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所编的《清人诗文集未刊稿本抄本知见目》，也是值得重视的目录。《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主要著录乾隆以后的著述，其中集部书达一千一百多部，大致能反映清代文学方面的基本情况，有其参考价值。明清时期江南是文学人才最集中的区域，张慧剑的《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收列作家很多，颇便检览。美国A.W.桓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L.C.Goodrich等编《明代传记辞典》中都收入不少作家的小传，是可供参考的传记辞书。

    蒋寅：
    就我所知，日本老辈学者如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都在清代文学上下过很大功夫，近来研究的人比较少。我只读过清水茂、竹村则行、松村昂、大平桂一几位的论文，他们都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忽略的问题。比如明亡后一度遁入空门的方以智、金堡、钱澄之等人的创作，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试对文坛的影响等，很有意思。台湾历年的学位论文中相当一部分是研究明清作家的，如高棅、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钱谦益、冯班、王渔洋、叶燮、沈德潜、袁枚、赵翼、翁方纲等人的诗学都有人做。我感觉，海外在明清诗文研究方面，研究理论与批评的比研究创作的多，成绩也比较突出。印象较深的著作，通论有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吴淑钿《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专论有陈国球《胡应麟诗论研究》、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以及杨松年的两本论文集。不过浏览台湾出版的论著，我感觉有点奇怪，台湾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受远比大陆早而且深，但他们的作家论的写法却比大陆还传统，都是从生平、思想、文学主张到创作特点，一二三四地罗列，引点材料，申说两句，像大学讲义。而且总的看来，似乎缺乏历史感，涉及的文献较少（这一点也许与图书条件有关），也缺少面的分析，大多是一种封闭式的作家论。这也许是我的偏见。

    曹虹：
    英语世界对明清诗文的译介与研究不如对明清小说那么热烈，这似乎与他们叙事文学发达的传统有关。尽管如此，一些运用诗文文献的论著以思想史的思路见长，给人的印象很深。如L.C.Goodrich《乾隆对文学的查究》（1935年）、D.S.Nivison《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966年）、A.R.Zito《作为文本和实践的献祭：十八世纪中国的仪式与写作》（1989年）在角度和方法上颇具特色。明清诗文名家，如徐霞客、马欢、王履等人的游记、桐城派的古文、仪征派的骈文、公安三袁的文论，高启、陈白沙、陈子龙、袁枚、郑板桥、龚自珍等人的诗，都有学人涉及，可参详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

    蒋寅：
    从总体上看，明清诗文研究相比其它领域终究还显得冷落。除了有数的几个大作家不断有人研究外，多数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无人问津，或见一两篇新的题目，又属偶然涉及，比如获见一种珍贵的文献，随手写篇介绍评述，既缺乏背景知识，又远离学术流程，这样的零星成果再多也难以形成文学史的知识板块，并逐步构成文学史的完整景观。

    吴承学：
    明清诗文研究的总体水平也相对落后，假如与唐诗研究等领域相比，只能说是"第三世界"。即使在明清文学史中，诗文研究也是最薄弱的，举个极端的例子，研究诗文的论著总数还不够《红楼梦》研究的三分之一。明清诗文比起明清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也显得落后，以晚明为例，像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清初的学风》这样杰出的著作，在诗文研究中还少见。

    曹虹：
    承学所举的"极端"情况，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朱东润四十年代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已说常看到大学文学史课程只讲到唐宋为止，专书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所以他写书有心采用"远略近详"的方针，增加了对明清诸家的研讨。

    蒋寅：
    朱先生那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今人写通史通论一类的书正好相反：文献有限的先秦两汉写得最多，六朝唐宋勉强凑合，元明清以后就蜻蜓点水也似一笔带过，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沿袭多创新少，没什么价值，姑存而不论。姜夔曾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今人著书乃是人所易言，我详言之；人所难言，我忽略之。所以空白老也填补不起来。

    吴承学：
    话虽这么说，冷落并不等于荒芜，落后也不等于空白。近二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虽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比本世纪任何时候都要高。况且，冷落也不完全是坏事，某种程度上倒可以减少赶时髦、追求轰动效应的毛病。我觉得八十年代以后的明清诗文研究起点较高，虽然成果量较少，但质量比较齐整，浮躁和赶时髦的成果相对少些，叠床架屋的重复劳动也相对少些。如果仅从本领域论著的质量比来看学术含金量的话，明清诗文研究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由于原先起点低，成果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也就比较显著。这也许就是冷落的佳处了。

    蒋寅：
    但这里有个学术风气的问题应该提请注意：由于心存偏见，学术界对明清诗文的研究总不太关注，有关成果也不如唐宋以前的研究引人注目。其实对文学史研究来说，研究对象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研究本身。众所漠视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使它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杨镰新出版的《元代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就表明了这一点。明清诗文同样也可以通过研究而焕发光彩。

    吴承学：
    研究明清文学的确还存在一个明确意义的问题。说到研究明清诗文的意义，许多学者首先涉及的是其价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而我的看法是，首先，明清诗文尚缺乏全面的研究，有很多空白点，现有的评价大都只是一种印象，而这种印象又多来自前人的论断，因此现在就断言其价值和地位的高低未免太早；其次，学术研究的价值与研究对象的价值是两回事。退一步说，假设明清诗文本身价值不高，是不是研究的价值也不高呢？不然。明清诗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终结，无论如何都有文学史上的以及学术研究方面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曹虹：
    最关键的是，这部分内容如不搞清楚，文学史就有一段糊涂时期，我们的历史认识就始终不完整。古典文学研究应该有一个整体观，应该在中国文学通史（包括现代文学史）大背景中研究明清诗文。文学史研究是环环相扣的，任何环节研究的薄弱，都会影响其它研究环节。轻视明清诗文研究，所影响的不仅是它本身，更涉及到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如果不深入研究明清诗文，对于近代文学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到位的研究；如果对明清诗文不了解，又如何知道唐诗在后代的影响、传播和接受呢？而这又是唐诗学的重要部分。不夸大地说，明清诗文研究的落后状况，其实已经制约了对其它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如果明清诗文研究能全面深入，那就是其它领域研究新的生长点。

    吴承学：
    章培恒在今年2月6日《文汇报》大声疾呼填平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学科之间的鸿沟，认为这个鸿沟不仅阻碍我们认识现当代文学，也无助于我们认识古代文学。他认为史的研究可以断代，但却没有必要分立学科。这是个值得学界思考的意见。

    蒋寅
    文学史的整体观，在今天已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学术理念，理论上大家都知道，但一进入实际研究，往往就有厚古薄近之分，概视唐宋以后的诗文是每下愈况。其实有多少人认真读过明清诗呢？唐诗是经过几百年淘汰的，清诗尚未经过筛选，如果把清诗汰剩五万首，那会是什么感觉？退一步说，即使以绝对标准来衡量，从清诗中选五十家也不会输于唐人的。如果选十家，比如钱牧斋、吴梅村、施愚山、屈翁山、王渔洋、袁简斋、赵瓯北、黄仲则、黎二樵、龚定庵，那就不仅能与唐人分庭抗礼，尚有唐人未到之境。

    吴承学：
    相对以前的文学而言，我觉得明清诗文的突出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学内容与形态。封建专制与个性自由、复古与性灵、党争和文人团体、儒佛道文化与西洋文化、民间和庙堂、国家和民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如万花筒。这一切，在诗文里面比小说、戏曲反映得更为广泛而真实。在了解和认识明清社会与文人心态方面，明清诗文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文学史角度看，中国文学从古典转到现代经历了艰苦、复杂的矛盾的历程，明清文学风云变幻，正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历程的开始。

    曹虹：
    明清诗文长期受冷落而难改观的原因，除了朱东润先生曾提到的知识界"好古"的原因外，恐怕也与人们对中国文学源流启承的看法有关。以诗而言，叶燮曾有个形象的比喻，《诗经》是根，六朝添了枝叶，到唐而枝叶垂荫，到宋而能开花，完成"木之能事"。这使人想到，具有原创性的东西都发生过了，后来的事情再重要，都不过是引申。处理文学通史，在最具原创性之处多加追究，自然是有意义的。而对明清诗文，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引申。越是了解明清诗文的实态和特征，对这一段研究的重要性也就认识得越充分。事实上，通过近二十年研究局面的打开，明清诗文的不可忽视已日益成为共识，一些增订和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对这一段已增加了篇幅。

    蒋寅：
    明清诗文研究的冷落，我看还与阅读文献困难有关。明清文献有个多与少的悖论：传世文献很多，但方便阅读的很少。除一些名家集子较为普及外，多数别集都集中在较大的图书馆，借阅很不方便。要提高明清诗文研究的水平，文献整理和普及工作是当务之急。眼下"传世藏书"、"续四库全书"之类搞得轰轰烈烈，我觉得实在有点华而不实。唐宋以前的文献版本很多，与其花那么多钱重复印刷，还不如印些流传稀少的明清文献，既有利于保存文献，又有利于文史研究。

    吴承学：
    明清诗文研究的文献基础最差。"五四"以后，一些明代文献陆续得到出版，有的是影印，有的是标点，三十年代曾热闹过一阵，比较集中在晚明方面。但总体上文献整理的质量并不很高，记得鲁迅还讽刺过刘大杰对晚明文集断句的错误。五六十年代，明代历史、哲学文献整理出版较多，文学文献的整理主要是八十年代以来，从高启、李东阳到陈子龙、张岱等著名作家的集子都整理出版。吴文治主编的《明诗话全编》也已问世，《全明诗》、《全明文》正在陆续出版中。同时，一大批古籍的影印，如《明文海》及《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中的明代部分，更提供了文献整理的基础。这是目前研究明代诗文比较齐全的资料。但别集方面还缺乏更多的校勘精良、笺注详明的整理本。已出版的明清别集多存在校勘不精，辑佚不全，注释不博的缺点。紥实的校勘、辑佚、注释工作，资料汇编、目录索引工作，都亟待进行。

    蒋寅：
    明清别集版本多，稿抄本传世多，校勘和辑佚是个重要工作。也许是因为明清诗文材料特别丰富，今人整理起来似乎特别大方，集外散见篇章简直不放在眼里。治唐诗，哪怕是零章断句，也必网罗收拾，倍加珍惜。而整理明清人别集，大多不去搜辑遗佚。当然，也有像刘辉辑《洪ｓｈēｎｇ昇集》这样用功很深的，《冯梦龙全集》、《李渔全集》、《袁枚全集》的整理也不错。但仓促编集的相当多，还有随便删削的。比如吴嘉纪诗集就被以"封建意识特别浓厚"为理由，删去了几首歌咏节妇殉夫、孝子割股、义仆报主的作品。虽然这是七十年代末的出版物，难免时代局限，可建国以来编唐宋以前作品却未闻其例，可见这里还是有个对文献的珍视程度的问题。

    吴承学：
    清代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岳麓书社整理本也迳将其卷八论八股文"诸题作法"删去，理由是"对今天的广大读者，已无什么意义"。明清文献本身问题也不少，我曾将《四库全书》中的《明文海》与涵芬楼藏本的《明文海》相比较，从篇目到内容都有很大差异，而且舛误之处也很多，有必要重新整理。《四库》本的明人著作既是经"钦定"删改过的，当然有必要进一步整理。

    曹虹
    就清代而言，基本文献的建设应考虑较高的起点。一方面，清人对本朝相关文献有所整理，其中有因通代之选而涉及本朝的，如梁章钜等撰《楹联丛话》，收入的清人楹联详于以前各代；有专就本朝遴选的，如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张昌应《清诗铎》等。另一方面，本世纪以来有不限于文学的目的而成书的资料工作，如陈乃乾收集清人文集1025种作成《清代碑传文通检》，张舜徽将所叙录六百家清人文集汇为《清人文集别录》，都为今后的基本文献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编纂经验。199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代西域散文选注》，清文选目利用了谭其骧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编纂有一定规模的专题资料汇编，将是带动有关文献整理与研究向高水平推进的重要一环，操作起来也比较切实可行。与其做重复性的选本，不如开辟各种角度的专题资料。如王慎之等辑《清代海外竹枝词》、王凯符等选注《桐城派文选》，这类选题能为研究和欣赏带来便利。

    蒋寅：
    曾听朱则杰说想编《全清诗》，我觉得不太实际，一是数量之庞大难以想象，二是究竟有没有必要将那些未经淘汰的东西全部印刷流布？切实可行的，莫如仿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之例，编个《清名家集》，遴选历朝名诗人几百家，作为基本文献，既方便又实用。再编些好的选本。

    吴承学：
    清诗选出版了好几种，而明诗选本却极少，总的质量也不如清诗选本。

    蒋寅：
    现有的清诗选本，不太能让人满意。不是选得不好--好不好是艺术趣味问题，可以不论--主要是选得不广。清代诗集汗牛充栋，要选得广而精，决非三五年所能奏功，这一点，不是过来人不知其间甘苦。据说文学所已故陈友琴研究员选清诗选了几十年，最终也没完成。

    吴承学：
    眼下明清诗文研究的成果和人才比较集中在江南地区，其它领域的研究力量较少有如此集中的情况。当然，这也有其合理性。江南地区在明清时代本来就是文学人才最盛的地方，有这个传统，而且保存文献也比较丰富，研究起来多有便利之处。

    蒋寅：
    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112科进士，倒有25个状元出于苏州府，常州府、江宁府、镇江府、太仓州共21个，再加浙江19个，江南占一半还多。这提醒我们，研究明清文学尤其要注意地域性问题。依我看，明清文学不同于唐宋以前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明清文人对文学传统的认识，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唐宋以前，文学传统意味着《诗》、《骚》以来的名作序列；而明清以来，那个大传统稍微远了点，文学之士从摇笔写作伊始，首先意识到的是乡贤，是当地的文学前辈，大到府县，小到乡镇，方志文苑传里的名作家都在陶冶着一方风气。我觉得这是明清诗文研究中应该加以注意的问题。

- 作者： ariosto 2005年02月3日, 星期四 13:3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